在中国社会治安领域，长期困扰着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199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党研究”年会上，与会者们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否定论者引经据典，用西方犯罪学研究大师关于黑社会的定义证明我国并不存在黑社会；而肯定论者则旁征博引，言之酌酌，不由你不相信。然而，经过一天的讨论，仍然无果而终。
　　2000年12月11日，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中国有没有黑社会的问题再次为学界所关注。在此期间，我国两位黑社会研究专家先后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南京大学的蔡少卿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和《瞭望》周刊的采访时强调，中国目前不仅存在黑社会，而且黑社会犯罪比较严重。但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宋浩波教授在其对《北京青年报》记者所说的一番话中一再强调：中国目前不存在黑社会。
　　在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这个问题上，尽管蔡教授和宋教授的结论完全相反，但他们对黑社会的界定却并不矛盾。蔡教授认为黑社会是秘密社会的一部分，特指“一种具有能聚性、职业性、隐秘性的犯罪集团。”其主要特征有：（l）通过结拜等方式结伙；（2）内部有严格的分工。严密的纪律；（3）有隐语、暗号和反社会法制道德的行为规范；（4）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一旦与某种政治、经济势力相结合，就可能与社会公开对抗；（5）有政治保护伞。［1］宋教授的观点是：黑社会是黑社会组织的简称，一般具备以下特征：（l）有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与经费来源；（2）内部有独特的行为、生活方式与准则；（3）活动一般处于秘密状态，但在一定条件下有时公开；（4）集团组织之间犯罪活动有行业与地域的区别；（5）行为有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反社会性。[2]依笔者分析，两位教授的定义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
　　那么根据两个基本一致的定义，为什么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宋教授在解释他持“否定说”观点时说：我国目前出现的黑恶势力虽然有一些黑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一些组织长期存在、活动隐秘、有经费来源、反社会性突出等，但是，这种势力往往都是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的团伙，大多数团伙还不到十人，这根本不能与国外及港台地区的黑社会相比。“我国内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刑事犯罪团伙，由于其带有黑社会的一些特征，属雏形黑社会，即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没有出现像欧美的黑手党，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活动多年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也没有像旧上海的青红帮，拥有10多万成员，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3］
　　对比宋教授关于黑社会的定义及他关于中国不存在黑社会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宋教授持“否定说”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选择了境外的黑手党、竹联帮、14K，以及民国时期的青红帮作为参照系。
　　对于宋教授的结论，笔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目前存在黑社会，但与境外黑社会组织及青红帮相比，当代中国黑社会具有“初级性”。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一、犯罪手段的暴力性
　　在中国，暴力是大多数人成为黑社会党徒必备的条件。如张君集团招募和选择成员时，就将实施暴力的能力作为条件之一。‘冲国第一号刑侦专家”的乌国庆说，张君集团是他所见到的最凶残的犯罪集团。卜」黑社会组织对成员的残暴性要求，一方面是检验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将成员拉上一条不归路。当代中国黑社会犯罪手段的暴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带血腥和残暴的帮名、浑名等向社会宣示其暴力性。从现阶段的黑社会犯罪手段看，无论是像湖南常德张君团伙这样的典型暴力黑社会团伙，还是像浙江温岭张畏团伙这样的企业型黑社会组织，都没有脱离以暴力犯罪为主的特点。而有的黑社会组织从其名称中就可以读出血腥味和霸气来，如果黑社会组织以动物命名，该动物一定凶恶、残暴、嗜血，使用最多的应是虎、豹、狼、鹰等。山西的“狼帮”，上海的“神鹰帮”、“飞虎队”，广东的“白鲨帮”，湖南益阳的“黑虎帮”、“鹰帮”、“龙虎帮”，辽宁的“东北五虎”等就属于这一类。以事物命名的一些黑社会组织也不甘落后，往往用让人不寒而栗的事物命名，刀、枪、剑是他们常用来命名的事物，如上海的“老刀会”、广东的“菜刀帮”、海南的“手枪帮”、河北的“三剑客”、福建的“斧头帮”等。有些黑社会组织虽然并不使用动物或其它事物命名，但其帮名的嗜血性却一点也不弱，如福建的“血兽帮”、“寒血党”等。有的黑社会组织名称不用这种恐怖字眼，但却毫不掩饰其作恶的本性，如“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东霸天”、“北霸天”，等等。有的黑社会组织竟在其自取的诨名中竭力体现其暴力性，如广西龙州的“夜摸队”的成员各自起了一个恶字当头的绰号：恶龙、恶虎、恶狼、恶狗、恶蛇……等等。在河南拓城，以县交通局局长郭永志为首的黑社会虽然没有明显带有暴力字眼的帮名或浑名，但随时随地都与他一同出现的狼狗及日本战刀更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以从事暴力型的“上游犯罪”为主，“下游犯罪”为辅。在犯罪学中，走私、诈骗、伪造货币、组织偷渡、盗窃、抢劫等暴力犯罪被称为“上游犯罪”，而从事洗钱、直接投资等则属于“下游犯罪”。与西方的黑手党、台湾的竹联帮和四海帮不同，中国内地的黑社会主要从事偷、抢。敲诈、勒索、绑票、收取保护费、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开设赌场和地下妓院等“上游犯罪”，犯罪资本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而国外的黑社会早已不再是在乡村烧杀抢劫的“土包子”，他们的活动已经移入城市，衣着时髦，举止文雅，作案手段也日趋先进，往往以智能化、科技化为特点。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甚至把维护民族利益摆在了第一位，违反这一准则，给再多的钱也不干。所以连普通人也不怕和他们接近，一旦用到他们，他们都很讲义气，并不胡乱敲诈钱财。这与我国黑社会动辄暴力相向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5]
　　据国际刑警档案资料显示：臭名昭著的黑手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商业和企业，他们几乎控制着西欧众多国家1／5的商业、企业经济。由杰伊·罗伯特·纳什编著的《有组织犯罪世界百科全书》中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黑手党已经把它从赌博、卖淫、特别是毒品走私活动中获得的成十上百亿美元非法收人投入到能够产生更多利润的合法经营中去。美国的黑手党如今已经非常富有，势力强大，其触角几乎已经神人美国的各个行业。犯罪辛迪加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迈耶·兰斯基曾对黑手党的势力作出了充分的描述：‘哦们的力量比美国钢铁行业还要强大。”[6]
　　台湾的四海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不仅渗透到赌博及其他特种行业，而且在房地产业、证券业①、进出口贸易行业都占有一席之地，并自己办起了建筑公司、营造厂。煤气批发公司、运输公司，真正做到了“以企业养兄弟”。四海帮的龙头老大蔡冠伦除了投资股市外，还是永康工业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开南工程公司负责人。[7]香港的黑社会虽然也从事敲诈勒索、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但相对其犯罪总数来说，暴力犯罪案件比例并不高。例如 1994年香港黑社会涉嫌8150宗罪案，暴力罪案仅2984宗；1995年涉及黑社会罪案8800宗，其中暴力罪案为3132宗［8］
　　在中国内地，黑社会组织虽然也通过洗钱、直接投资等“下游犯罪”获取利润，但披着合法外衣的企业型犯罪组织极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以抢劫杀人、敲诈勒索。偷摸扒窃、贩卖人口、包赌包娼、绑票暗杀等暴力恐怖活动为主要生存手段。黑社会分子也多是横行乡里、欺行霸市、聚赌嫖娼的地方恶霸与无赖。离开了暴力行为的实施，他们将“一事无成”。就连沈阳那个以企业家自居的黑社会头子刘涌，其发家史也充满了刀光剑影：1992年，他持枪打伤一名派出所副所长，被警方通缉；1995年九、十月间，刘涌为霸占中街沈阳双兴购物中心开办百佳超市，指使打手对购物中心经理吴某进行毒打，继而到吴家威胁和骚扰，逼迫吴某将花200多万元装修好的470平方米门面房“转租”给他。之后，刘涌又向别人勒索25万元，从中拿出5万元给吴作为补偿。同年夏天刘涌替他人报复行凶，带领打手追杀一个体老板韩某，连扎带砍100多刀。为达到聚敛钱财、独霸一方的目的，刘涌还纠集了一批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充当打手，购买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匕首，疯狂打、砸、砍、杀，与其它黑势力火并。刘涌之所以能在沈阳迅速致富，是其以严密的暴力武装组织作“保障”，以残忍的手段打压竞争对手，以卑鄙的行为垄断市场的结果。刘本人自称是“黄山”和“云雾山”香烟沈阳总代理，对所谓“擅自”经营者一律暴力清除。1997年秋，刘涌得知和平区一档口卖黄山牌香烟，便指使打手对业主李某、张某拳打脚踢，将档口砸烂。1999年IO月15日，刘涌指使程建等10多名打手，将一名卖此类香烟业主活活打死。自从刘涌转向发展房地产后，只要他看上的地块，就会采取暴力手段弄到手。1999年6月，刘涌取得沈阳中街部分商业开发权后，大搞“砸拆”，暴力动迁。中街大药房等单位没有顺从，刘涌指使打手持藏刀、枪刺等凶器，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毁药房，砍伤值班经理和多名员工，临走时还把附近两家店铺的玻璃也砸坏，吓得这些店铺赶紧让出地方。在日常生活中，刘涌流氓成性，随意砍杀，滥伤无辜。一个“算命大仙”只因说了几句“你面色不正、身体不好”之类的话，他就大发雷霆，指使打手将其连扎15刀，肠子都流了出来。为发泄私怨，他指使他人将辽宁省某银行副行长砍成重伤。刘涌在驾车途中发现某大学一位副院长的车随后行驶，就以“跟踪”为由，派打手将副院长打成重伤。这一切与他那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完全背离，西装革履洗刷不掉他那嗜血的残暴本性。
　　黑社会的嗜血性与我国现阶段的传统型经济结构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经济结构之下，地方性和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和销售占主导地位，黑社会既不可能迅速积累资本，也不可能将其原有的非法所得投资到有巨大回报率的新兴领域。他们只能通过暴力手段不断地补充生存来源。
　　二、组织形式的落后性
　　与古今中外所有黑社会组织一样，当代中国的黑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具有严密而稳定的特点。然而，与西方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及我国黑社会组织最为成熟时期——民国时期的黑社会相比，中国目前的黑社会在组织形式上仍具有初级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第一，规模不大，组织涣散。据统计，当代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成员最多的为400多人，而少的则只有十几人，这不仅不能与组织遍及世界各地，党徒达几十万的黑手党相比，②也无法与对世纪二三十年代横行于上海滩、拥有数万之众的青红帮相提并论。然而，当代中国黑社会内部及黑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却不亚于任何西方黑社会组织。黑手党、山口组、竹联帮之所以发展成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之众的组织，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完成了初级阶段的积累，踏上了从分散走向联合的路途。如意大利黑手党是500多个派系的组合；美国纽约的黑手党由五大家族联合而成；台湾的竹联帮统辖28个堂口；日本的山口组由648个团体组成，全日本3000多个小帮会分属于三大黑社会组织。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和胜和”甚至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用以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领导机构，成员也不向其交纳任何收人，但它在协调黑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方面却起了相当的作用，不至于像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动辄兵戎相见。青红帮当时的堂口也多达数十个。[9]而在当代中国内地，黑社会多带有地域特点或山头主义作风，从未出现一个全国规模的组织能够在一个较大区域。一个行业等“一统江湖”。在湖南益阳、河南商丘，虽然仅一个地区就出现了几十个。上百个帮会团伙，但他们各不相属，互相倾轧，更多的则是在一个较小领域内横行不法。广东惠东县黑社会组织“金钱帮”与“龙虎帮”为争雄斗霸，各自组织了上百人进行火并，现代化武器如冲锋枪、手枪与鱼炮、雷管、刀矛。棍棒等一齐派上用场，结果造成多人死伤的局面。与黑社会之间的对抗相比，当代中国黑社会内部的火并也毫不逊色。中国黑社会的内部倾轧残酷而且龌龊，谁都想把首领随时干掉，首领没有权威。广东的十三太保，山东的海泉帮，上海的青帮，香港的新义安，哈尔滨的钉子帮，都发生过这样的内部倾轧。“给你十万，把那个小子干掉！”马上就会有人把他们的帮主暗杀。五十块钱一砖头，九十块钱一刀子。见钱眼开，不讲信念道义。而日本的‘山口组”的最高行为准则之一就是维护传统价值。他们自喻为“最后的贵族”，凡是有损身分的事不干。他们尊重规范和程序，讲究信用，一旦选出首领，就努力维护帮主权威。他们的首领渡边曾经到夏威夷打高尔夫球，警察担心尚未归顺山口组的别的帮派会挑起事端，善言相劝，将渡边送回大反阪。当时山口组其他首领认为这是对该帮全体的污辱，立即组织了四百辆高级轿车，包围了机场，直到警察也参与了对渡边的欢迎仪式才罢休。他们认为贵族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管理落后，目标低下。一些新成立的黑社会组织往往自冠“公司”称号，但多数用建帮会的帮规进行管理，很少真正具有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以现代行政机关和公司企业的 管理制度为模式制定的帮规帮法主要是怎样收集财物，怎样分成，以及抚恤和惩罚办法，内部管理方法完全是封建家族式的。如四川资阳“黑豹集团”的帮规规定：l、绝对服从老大。老二的安排，要不择手段地搞钱；搞到钱后归公，由组织统一分配；2、不准离开组织；3、临阵脱逃者自己斩一只手；4、背叛组织者全家斩尽杀绝；5、违反规章者由张崇荣负责监督执行处罚；6、不准私自出动，造成后果者责任自负；7、不准跟家人和其他任何人讲；8、张凳燮、刘运负责踩点；9、出去时，不准打“黑豹”的名称，更不可打“黄老五”（老大）的旗号；10、行动中，谁犯了事，抓进“号子”，由组织出面保，同时组织上给家属每个月11元的补助，直至出狱。［10］
　　从“黑豹集团”的规章制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封建帮会管理模式的影子，如对龙头老大的绝对服从，而且可以看出其在控制会员行动方面的落后与无奈，如十条帮规几乎全部充斥恐怖字眼，给人以通过恐吓来达到使会员忠诚的目的的印象。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与现代型黑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相去甚远，而且也不如我国民国时期的青红帮组织的社团性管理模式。③这是他们一方面模仿现代行政机关和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一方面又没有摆脱传统帮会的影响的结果。
　　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说过：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资本积累阶段，人们的关怀是上帝，上帝喜欢那些一生都在不断奋斗的人。他们发财越大，越证明他们是勤劳、节俭、有智能的人。上帝喜欢这样的人，社会的政策注意保护和鼓励这些人不懈怠地继续积累财富。所以，有钱的人并不以为自己只是为自己赚钱，而是为了上帝。他们死后往往把全部的财产捐献给教会，而不是传给子女或者自己生前挥霍。但中国黑社会缺乏这样的道德参照和终极关怀。他们大都没有目标，境界低下，通常显得很猥琐，行为没有风度，其结帮作恶的目的无非就是报复社会，或为了满足吃、喝、嫖、赌的贪欲，给人感觉都是些凶狠贪婪的钱虫子。在经济发达的温州，黑社会以经营卖淫和赌博为主。黑社会头目发财后往往花很多钱为祖先或者自己修建很豪华的坟墓，或者偷娶小老婆，在外边养有“别室”。一旦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他们的全部追求和人生价值似乎就得到了实现。很少有中国的黑社会具有向更深厚的经济领域和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拓展的“抱负”。黑社会分子的这种精神心态正是当代中国黑社会处于初级形态的直观反映，也是它区别于境外黑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成员结构的边沿性
　　研究表明，由于组织及活动的特殊性，黑手党在选择成员时往往有着严格的标准。这是为保证组织的安全、稳定和犯罪效率而设定的具体条件。因此，并不是任何想加人黑手党的人都会被接纳，只有具备必须的体能、智力、清晰的个人记录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黑手党的一员。在黑手党发源地西西里，黑手党甚至还保留着以血缘为纽带而结合的传统。东南亚的私会党“三合会”④及美国的华裔帮派“华青帮”在吸收成员时也都有一定的要求。有的黑社会组织发展成员特别看重个人的犯罪能力，一方面要求发展对象身家清白，即不是派来卧底的警察或敌对帮派的奸细；另一方面要接受严格的能力考核，人帮要经过初审、复审、决市几大关伪考试才会被吸收为会员。西方黑社会组织对成员的这种要求是与其主要犯罪手段科技化、智能化相一致的。因为随着经济的转型，一些西方黑社会组织也把他们的犯罪活动从传统型转向了现代型，不仅成员之间分工明确，犯罪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有各自的行动侧重点，在完成某一具体犯罪时，其任务和作用各不相同，加上现代高科技在犯罪活动中的运用，犯罪只有具备专门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完成。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黑社会成员构成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用杨清莲女士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由贪婪的官员、职业道德败坏者和下等痞子组成的乌合之众。[11]
　　首先，从黑社会成员的身份看，大多数都是有前科的“两劳”释放人员和曾经被收审、处罚过的违法犯罪人员。有的甚至是“二进宫”甚至“三进宫”。他们虽然被打击和处理，但恶习难改。被打击处理的次数甚至成为他们在黑社会组织中的资本。这些人自恃见过风浪、有作案经验和反侦察技术，往往被认为具有较高“学历”是“本科生”或‘专科生”，因而在黑社会组织中具有较高的地位，是组织的头目或骨干。从近年公安机关侦破的案件来看，犯有前科的人员在黑社会组织中占很大成分。如河北沧州公安机关1996年“严打”中打掉的黑社会犯罪团伙34个，其中有26个是以犯有前科的人员为骨干的，占76％。四川广安市邻水县丰禾镇以刘凤余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及该市岳池县同兴镇以袁勇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主要成员均系劳改释放人员、负案在逃人员或被多次拘留过的人员。袁勇因“三进宫”而具有担任头目的“资历”。邻水县鼎屏镇的“梅花会”86名成员中，47人具有劳改劳教的历史。这种现象不仅在农村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广泛存在，而且在城市黑社会组织中也不少见。犯有前科的人员在黑社会中大量存在，一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扭曲心理，二是因为他们重新踏上社会不容易，无论是再就业，还是参与其他活动都可能受到歧视。三是因为这些人有作案经验、有反侦察能力，是那些“干大事’咱9黑社会组织“关注”的对象。如山东宁阳农民李廷斌组织的黑社会——“中华民族救国会”招募成员的标准就是：有过违法或有专与政府对抗经历的；因计划生育受到处理而对政府不满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揍人不要命的。
　　其次是成员文化素质低下。无论是农村的黑社会组织还是城市的黑社会组织，一般都以无业游民为主。北京大学的犯罪学专家康树华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黑社会80％的成员不工、不商。不农、不学，是终日四处游荡，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12]这些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初中文化以下的占93％），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淡漠，谋生技能差，大多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好吃懒做的恶习。高耀峰先生的研究中也显示，甘肃省和政县马家保乡孕李家村的马海比家族黑社会集团，全家 4代 37口人，没有一个人识字。［13]在他们看来，只要有棍棒刀枪，就有了一切。真可谓集“文盲、法盲、流氓”于一身。
　　四、组织活动的地域性
　　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地域限制在其帮名中就得到了实在的反映，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帮名体现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组织的开放程度。如稍大的黑社会组织以省级单位命名，如广东、上海都存在的“福建帮”。以省级单位命名的黑社会组织至今仍很少，只有聚集了大量外省流动人口的广东、上海、北京存在，而且也只有少数的几个。其次就是以市级单位命名的黑社会组织，由于“市”的数目远远大于省的数目，加上“市”在理念上是一个更让人易于认同的“小”单位，其数量也就相对多一些，如“贵阳帮”。“柳州帮”、“温州帮”。“赣州帮”等。当然，最多的要数以县级单位命名的黑社会。中国人素有强烈的地域认同观念，各地以县级地名命名的黑社会组织不计其数。以成员所在地命名，既反映了黑社会的地域观念较强，也说明黑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在同乡的地域范畴，对家乡有着强烈而偏颇的文化认同情结和对他乡成员的排斥性，折射出组织的狭隘性。
　　现阶段，中国黑社会的活动范围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除了一些在交通干线上作案的黑社会组织流动性比较强之外，其它黑社会绝大多数为区域性的犯罪组织，每个团伙活动的区域范围都较小，作案地域也相对集中，除在县市的交界地带外，一般不会超出本乡本镇，很少有超出一县一区一市的。所以，准确地说，中国现阶段的黑社会可以称之为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即便是流动区域型黑帮组织⑤，他们也只活动在异乡的一角。现在许多城市出现了异地帮派，如深圳的“福州帮”、“古丈帮”及广州的“麻阳帮”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虽然远离家乡，但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这和境外的黑社会犯罪组织不可相提并论。如美国的黑手党在全国各地都有其组织，并各守地盘，而且向国外扩展。台湾的竹联帮的组织也遍布亚洲和美洲。
　　结论
　　当代中国内地的黑社会，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无法与西方的黑手党、台湾的竹联帮、香港的三合会等大型黑社会相提并论，他们没有境外黑社会的“气魄”，更不具备境外黑社会的“眼光”。总之，无论从犯罪组织结构、犯罪手段上看，还是从成员结构、活动范围的角度考虑，当代中国的黑社会组织虽然都具有黑社会的特点，但其初级形态也显而易见。
　　考察当代中国黑社会的特点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黑社会具有初级形态的特征主要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加大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力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模式。在农村，特别是内地的农村，小农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下，黑社会不可能发展成具有科技化和智能化作案手段、现代企业型的先进管理模式，并有将全球纳人视野的“魄力”的高级黑社会组织。二是黑社会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悻逆。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遏制黑社会的滋生与蔓延，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其根本目标之一。因此，尽管黑社会在过去的20年里有了新的发展，但自1983年以来的多次“严打”和“扫黑”行动也向社会宣示政府的“治黑”决心。因此，无论黑社会组织如何强大，黑社会分子如何狡猾，他们最终都在未成为高级黑社会组织时就被荡涤殆尽。
　　【参考文献】①台湾投资公司的大老--鸿源投资公司的领导层中有不少是四海帮的兄弟，在台北新证券商中惟一能与股巾大户开设的公司相抗衡的，也只有四海帮。　 ②据估计，全意大利黑手党分子达 17000人，外国帮凶则有儿十万，仅意大利西西里岛一地的黑手党，党徒就在5000人以上。 ③在抗战时期，为青红帮的山堂之一的五行山就根据形势制定了适应抗战 的《十条》，《十款》。《十条》规定：（1）打倒日本小鬼；（2）继续反清复汉；（3）收复东三省；（4）消灭满洲国；（5）反对投降卖国；（6）铲除一切汉奸；（7）反对外国侵略；（8）不做外国奴隶（9）义气团结，互相帮助；（10）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十款》规定：（1）不准杀害无辜（2）不准奸盗偷窃；（3）不准隐私舞弊；（4）不准扶强欺弱（5）不准出卖山堂；（6）不准屈服投敌；（7）不准私通敌伪（8）不准泄露秘密；（9）不准卖友求荣（10）不准私立山堂。彭邦富：《孤岛黑流--台湾黑帮大透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④“黑社会”在东南亚被称为“私会”或“私会党”的组织。邱格屏未刊博士论文《东南业华人秘密会党研究》，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⑤流动区域型黑帮是指离开本土本乡，异地组成的黑帮。这类黑帮在当代中国黑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此种黑帮成员来自同一个社会区域，移居他乡后，心理上对同乡及相同的文化背景认同十分强烈，许多在家乡无法体验的乡地、亲他在远离家乡的外地一下子迸发出来，而这种情谊并未成为他们团结互助、共1司向上的动力，反而成了某些人拉帮结伙、共同作恶的力量源泉。张仁善：《当代中国黑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1]蔡少卿，彭邦富．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3）．[2][3]新世纪给黑恶势力以毁灭性打击[N]．北京青年报，2001－01－10．[4]李红平，贾明，江华，黄广明，邓科．张君案检讨：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N]．南方周末，2001－04－20[5][11]杨清莲．中国大陆黑社会的特点[J]．三联生活周刊，2O00，（23）[6]暴利与恐怖：国际“黑社会”[J]。三联生活周刊，2000，（39）．[7]彭邦富孤岛黑流——台湾黑帮大透视卜］．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8－39.[8]周心捷．论香港三合会现状及其对广东地区的渗透[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8）：7－12[9]樊嵌甫帮会奇观[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0]张仁善当代中国黑帮［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47．[12]康树华，石芳一透视“黑恶势力”[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2）：91．[13]高耀峰．一个土匪世家的覆灭[J] ．蓝盾，1997．（3）.

引用一句话：
If you're not using Firefox, you're not surfing the web, you're suffering it.
如果你用的不是Firefox，你不是在网络中畅游，而是在网络中受苦。
我正在用这个浏览器,感觉很不错.如果你还没有用过Firefox，那么马上使用它吧